科举是中国的特产，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不论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司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可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被管理者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他官吏乃至政敌也没多大意见，那就要寻求或创造一种统一的资格。这已经够困难了，更难的是中国版图如此之大，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又如此之多，要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网之上，其间的艰难可想而知。好不容易才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但由于牵涉面太广，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了多久，就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的退化，因此又要苦苦的重新寻找办法，进行改革。这一连串的难题，摆在历代帝王和一些意欲问鼎九洲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在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被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

　　世袭是一种办法。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官，传给下一代，中国的奴隶社会基本上如此。世袭制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削弱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的权力。

　　汉代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起世袭的方法科学了许多。但利用这种方法推荐的结果往往是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中。

　　到了隋开皇七年，终于出现了利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权的垄断，使得无论贫富、贵贱，不论老少、强弱，人人机会均等，只要具有真才实学，都有当官的可能。这一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基本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是中国在选拔人才方法上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绝不亚于中国其他的“四大发明”。1986年世界著名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福井重雅教授，在中国秦汉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最大影响是把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传到西洋。但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其实中国对世界最大的功绩，就是科举制度，这种不依据特定家世和财产，而是依据其学问和才能选举人才的制度，是非常合理的现代化人才选拔制度。

　　一、中国科考程序概述

　　科举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选官制度，它起始于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而废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前后历时了1300余年。

　　科举制度包括学校育才、科举选才、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环节，遵循“公平、公开、公正”、“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

　　明清时期的科举有着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和程序。它共分四级：第一级为童试;第二级为乡试;第三级为会试;第四级为殿试。并严格规定不可越级考试。

　　童试，俗称考“秀才”。秀才又称“生员”。其时，尚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均称为童生。童生想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地、市级)和院试(省级)。院试过关的人，在规定名额内方可录取为生员。生员的第一名称为“案首”。

　　院试录取的生员，根据其考试成绩的好坏，被分配到县学或府学深造。经过三年的学习考核，名列前茅的才能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每三年一科，每科考三场，每场考三天，共计考九天。时间固定为阴历子(鼠)、午(马)、卯(兔)、酉(猴)年的八月，由于其时为秋季，所以乡试又称“秋闱”。

　　乡试的考场一般设在交通便利的省城。主考官由皇帝亲自委派。而监临官则由各省的巡抚担任。考题是：首场试《四书》、《五经》;二场试“论”、“判”、“诏”、“诰”、“表”;三场试“经史”、“时务”、“策”。并严格规定首场所考的《四书》、《五经》题，均需采用“八股文”体。八股文为明清时期用于科考的一种特殊文体，称为“制义”，又称“时文”，“八比文”。八股文在使用初期实为一种规范性文体，而到了后期它却成为束缚人们创造性思维的工具。其时乡试考取的人称为“举人”，乡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明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就是因为在南京的乡试中考中了第一名，而被称为“南京解元”。

　　会试，又称“礼闱”，它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参加会试的人，必须具备举人的资格，但又不是所有的举人都能参加会试，它们还得经过磨勘和复试的考核，唯有名列前三等的方可参加会试。会试的时间定为乡试后一年的三月举行，因其时为春季，所以又称“春闱”。会试的发榜在阴历的四月，此时正值杏花开放，所以也称作“杏榜”。会试杏榜题名的称为“贡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为科举最高一级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时间一般为阴历的四月。考试内容为“经、史、时务、策”，规定当日交卷。殿试考中的称为“进士”，进士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按清代的规定，一甲三名在殿试揭晓后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则按复试、殿试、朝考所得等次，分别授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

　　科举，除了有文科，亦有武科。武科开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武科和文科一样，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进行，考取的人分别授予：武生员、武举人、武进士等称号。武科的考试分为内场和外场：内场主要考试《武经七书》;而外场则主要考马、步射、弓、刀、石等膂力武艺。武进士前三名亦有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之称。然而人们对于武举并不十分重视。尤其到了清代晚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对外战争中的屡屡失利，迫使清廷不得不在光绪二十七年宣布：“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令“永远停止”。

　　就在武举被废的第四年，慈禧太后迫于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舆论压力，接受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宣布：“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遗憾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废除至今已历经百年，但人们却依然没有找到一种比科举更为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

　　二、科举在中国的影响

　　科举制度自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止，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八百多名状元，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进一些卑劣之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国的大唐盛世，两宋的繁华，元明的强盛，满清的一统。为了选拔这些人才，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烙印，如：“学而优则仕”、“鱼跃龙门”、“金榜提名”、“青云直上”、“独占鳌头”“望子成龙”等科举思想、科举术语。至今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毋庸置疑，历史上由科举制度而形成的科举文化，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文化的主体。

　　三、科举对世界的影响

　　科举是中国的特产，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表现在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则表现在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推进了西方文明的进程。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风雨飘摇，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也走到了尽头。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后，八股科举被看做和鸦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唾弃。正当大多数中国人忙于批判科举的时候，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却在其《五权选法》中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另外，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八股科举深恶痛绝，对国贫民弱、割地赔款都归罪于八股取士的康有为，也说中国历代科举“虽立法各殊科，要较之万国，比之欧土，皆用贵族，尤为非才，则选秀于郊，吾为美矣，任官选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师于我。”另一位在公车上书时为废除科举摇旗呐喊、戊戌变法时为变革科举冲锋陷阵的梁启超，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当他耳闻目睹欧美、日本等国借鉴科举实行文官考试之效用，而1905年科举制却在中国本土因积重难返被彻底废止，痛定思痛，发出了如此惊世言论：“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经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 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其实，科举制度的西传早为西方学者所肯定。据不完全统计自1570年至1870年的300年间，用外文出版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达120余种。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1964年，美国学者顾立雅(Greel)也发表过这种看法：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远不止造纸和火药的发明，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日本学者福井重雅便一再引用附和顾立雅的观点。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的编者崔瑞德(Twichett)也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以后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我们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

　　可悲的是，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中，科举却是一种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更多的是作为批判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如：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已》;各地的戏剧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描绘得令人心悸，使人们有一种摆脱科举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80年代以后，当我们准备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的时候，这才发现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竟然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区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的确，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事物是“失之华厦，得之四夷”，许多在我国本土上未被重视的东西，传至海外后反而被别人发扬光大。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科举制度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